高醫對涉嫌受僱醫師的求償權

 

高醫因民國92年婦產科主任涉案詐騙保險公司,並詐取溢領健保局34萬,事件在今年爆發,故因督促不週,秋後算帳,致該院婦產科部門因此被中央健保局處罰停約一年。高醫為免民眾保險對象無法就醫忍辱負重,自願回扣一年健保給給付該院的金額1.2億,不在話下;但因本事件已嚴重傷害到婦產科醫師形象,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倫理紀律委員會開會研議,已決定發出聲明,針對此事做出幾點說明,以正視聽:

1.      許世正醫師如有不當手術或調換檢體之不法行為屬實,則是嚴重違反醫學倫理之行為。

2.      此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在司法調查犯行未明之前,衛生署不應先對許世正醫師懲處,否則有失公平,並違反行政罰法規定。

3.      高醫應承擔選任監督之責,健保違約責任不應向許世正醫師個人求償。

4.      本會會員勿因惻隱之心,配合病人要求輕率製作不實病歷,或交付不實醫師診斷書,以免觸犯法律。

 

本會在道德譴責之餘,除了請求主管機關必須依法行政,不要未審先判外,重點更在呼籲醫師會員們不要過度婦人之仁,勿因惡小而為之。往往只是好意要幫助病人申請商業保險給付,以為不過舉手之勞,一但偽造文書大帽子一扣,變成詐領保險金共同正犯,恐有身陷囹圄的牢獄之災,病人可能受惠數十萬元,但醫師竟因而被求刑三年(刑法第 215 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五年(刑法第 210 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七年(刑法第 211 條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不等,一生英名毀於一旦,不過是法律白痴濫情發作而已,可惜刑法可是不會刀下留人的啊,並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刑法第16條: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不在話下。

匪夷所思的不知高醫為什麼居然放話,要向該涉嫌醫師的求償所付的行政罪鍰1.2億,到底其所依據的請求權基礎在那裡呢?

首先必須瞭解全民健保體制下之法律規範關係[1],四方面包括保險人(中央健保局)、特約醫療院所(本案為高醫)、保險對象(強制投保的台灣人民)及臨床一線受僱醫師之間,彼此的關係略述如下:

一.    保險契約的保險基礎關係-存在於保險人與保險對象之間,基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所成立的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為全民健保整體法律關係的基礎。

二.    特約關係(委任契約)-存在於保險人(中央健保局)與醫事服務機構之間,透過以規範健保醫療服務之提供為目的之行政契約而成立。

三.    醫療契約(準委託契約)下的醫療關係-存在於醫事服務機構與保險對象間之間的 法律關係,主契約關係存在於病患與醫事服務機構之間,醫師只是醫事服務機構的履行輔助人,與病患無契約關係。

四.    僱傭契約下的僱傭關係-存在於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與醫師之間的之間的法律關係。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與醫師之間的僱傭契約,使得僱主要負擔履行輔助人責任(民法第224: 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及僱用人責任(民法第188條第一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

但今天因為保險人(中央健保局)與醫事服務機構之間成立特約關係,健保局對發生保險事故的保險對象(被保險人)的醫療保險給付,係委任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對象醫療服務;契約當事人醫事服務機構一方因違約而被處分,付出1.2億的違約處分折算金,另一方契約當事人中央健保局固然要為醫事服務機構負履行輔助人責任(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是其內部關係,不表,但以外部關係而言但此保險契約當事人為中央健保局與醫事服務機構,與受僱醫師可說完全無涉,怎麼會扯上受僱醫師的求償問題呢?

受僱醫師與醫事服務機構簽訂的是僱傭契約,如果今天因為受僱醫師醫療疏失,發生醫療糾紛,民事求償1000萬,醫事服務機構因契約不履行或侵權行為而負連帶責任,必須負擔500萬賠償金,或甚至因受僱醫師一文不名,必須全額負擔1000萬時(民法第188條第二項: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事後醫事服務機構心有不甘,在如數賠償之後,再向受僱醫師求償,方符合法律規定(民法第188條第三項:三項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但在實務上,法官僉認為僱用人為經濟強者,加上受僱醫師等於是醫事服務機構的手腳,延伸擴展其服務範圍,讓醫事服務機構享盡利益,所以大都判決醫事服務機構求償敗訴。

所以即使本案醫師詐欺健保給付34萬,放大二倍即醫事服務機構必須付68萬違約罰鍰,只是保險契約問題,當事人是中央健保局與醫事服務機構,與受僱醫師根本無涉,怎麼會有向醫師求償的權利可言?遑論是高醫自己為抵免停約處分,財務商業考量下的認罪協商,自願付出1.2億罰鍰,又關受僱醫師何事?問題關鍵就只在於誰才是醫師故意或過失行為下的受害人?答案只有一位,即商業保險公司。除非商業保險公司控告醫師因侵權行為或醫療契約給付不全而必須損害填補時,醫事服務機構因而連帶民事賠償賠償後,方有向醫師求償的求償權基礎,否則不過只是逞一時口舌之快耳。


 

[1]蔡維音 全民健保之法律關係剖析-對中央健保局、特約醫事機關以及被保險人之間的多角關係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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