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移植愛滋器官的法律責任

台大器官移植愛滋器官案件,檢察官目前還在虎視眈眈,尚未開鋤,衛生署業已做出行政處分。依刑民行政法律分立,本亦無可厚非,惟自一些法理學觀點,鴨嘴大夫初步整理判決意見如下:

 

1.     以刑法來說

本案行為人是該協調師是事實真相,任何人聽到有捐獻器官有愛滋病,都會震驚而退避三舍,何況是經手協調的人士,更是要敲鑼打鼓,大聲制止,所以沒種警覺,不但是過失,還是重大過失,絕無寬容餘地,不能因為該協調師是新手,工作負苛太重,或想自殺就可抹煞該行為人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業務過失。當然接受器官者有否感染愛滋是行為人有否業務過失重傷害的構成要件,因為愛滋病的潛伏期為2~6週,發展成為愛滋病症狀則需5~10年,甚至20年,而愛滋病HIV抗體檢測空窗期為2~3個月(8~12週,或6~13),三個月時約95%可以測到抗體,可以於六個月後再檢查一次抗體。如果追蹤六個月都是陰性,也許因無造成任何傷害而無罪責。至於協調師是新手,或是工作負苛太重,或有深度悔意想自殺都可作為法官量刑的標準,與有否罪責無關。至於院長,或召集小組召集人,或手術團隊的主刀醫師,或醫護人員,因為都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所為,並不符合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的過失條件,基於信賴原則而行事,基本上是沒有刑責可言,就像北城打錯針嬰兒致死事件,只有注射護士入監服刑。

 

2.     以民法來說

病人因行為人的故意或過失,或違反醫療法保護病人的法律都可因實際受傷害的身分,生命或精神上的恐懼而取得民事賠償,基於衡平原則,此鉅額民事賠償則由醫療機構台大醫院承擔選任監督的僱用人賠償責任,應無異議,至於台大是否向行為人協調師求償,則為內部作業問題。

 

3.     以行政法而言

醫療法有許多罰則,主要是處罰醫院的負責人(「醫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私立醫療機構,並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師。」醫療法第18條第1項參照),並不及於其他小組或負責人,因所屬醫療業務管理之明顯疏失,致造成病患傷亡者依法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醫療法第108條第1項第1款參照。),此外台大醫院的負責人負選任監督責任而出面道歉,而並非自證己罪,若能在第一時間出面可能更能顯示其負責的道德勇氣。

 

4.     移付懲戒與醫師懲戒辦法

本案醫師業務上的醫療行為,若符合醫師法第25條第1項第1款之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或第5款前四款及第二十八條之四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即第二十八條之四第一款之「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者,可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醫師懲戒之方式包括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醫師證書。(醫師法第25-1條參照)

問題是此次的業務上重大過失行為的行為者是協調師,包括台大醫院陳院長,器官移植小組負責人柯醫師,,或台大、成大主治醫師團隊,並無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醫療行為,更無業務上不正當行為可茲移付懲戒。

 

5.     政治責任

至於醫改團體要追究衛生署的責任,其實都是醫療政策問題,目的主管機關衛生署或直屬長官行政院要承擔的是政治責任,衛生署長在第一時間帶領台大醫院院長出面向家屬及社會道歉,就更能突顯政治人物的負責精神了。

附帶一提的是健保卡註記愛滋病患的必要性,保護愛滋病人隱私固是公益,但若不談器官移植的不可避免性,有時急診病人在急救時,不知情的醫護人員奮不顧身的冒血急救,這些人的生命權,身體權法益遠在病人隱私權(人格權)之上,誰來保護他們?再提到病歷中文化的荒謬,許多醫學名詞根本是拉丁文,美國人也看不懂,他們有要求病歷英文化嗎?病歷上公然註明精神分裂症或愛滋,不是更破壞病人隱私權,若用schizophrenia或用AIDSHIV,或甚至用醫護人員專用代號,991代表AIDS來登記在病歷上或健保卡上,依守密義務,醫護人員本來就不可洩露病情或健康資訊,怎麼可能會傷及病人的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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