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奢談北歐的不責難事故補償烏托邦?

 

話說鴨嘴大夫於131日,參加由吳宜臻立委及陳節如立委舉辦的「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制度探討系列()「醫療事故補償機制」公聽會,感覺根本是一埸保險法理的說明大會,只是在替現場的非法律人士上保險法的課程而已。會中鴨嘴大夫苦口婆心慷慨激昂,努力宣導十二真言:「事故補償,風險救濟,過失賠償」的保險法理,但大家仍各說各話,莫衷一是,有權人士更是頑固不冥,堅持「救濟」一詞太可憐,所以風險要用「補償」才比較琅琅上口有人情味,問題是法理那裡有用討論或發表己見來定案者?非法律人士的區區淺見怎可能妄想輕意扭轉法意顛覆法理?法律原則法理那還有什麼好公聽討價還價的?令鴨嘴大夫感概良多,望書興嘆。其實一切不過只是一個簡單明瞭的保險法理而已:針對補償機制就應該採「無關過失,不論對錯」no fault liability的責任基礎,針對風險的救濟制度,因為是可容許之危險,其責任基礎當然就是「無過失責任」,而損害賠償的責任基礎當然就是「過失責任」,只要大家採取一致的共同語言來互相溝通,不就一清二楚了嗎?即使是約定俗成,也大可以放下自己完全偏離法理的錯誤成見或謬誤偏見,遵循法理,一切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明明不是法律人,何苦打腫臉充胖子,一直在事故救濟或風險補償的隨興任意組合中團團轉不出來,反而因此一再誤導,迷失了解決醫療糾紛的政策重心?

唱衰醫療糾紛處理與事故補償法

蓋趕時尚流行的「醫療糾紛處理與事故補償法」中的事故補償機制,不僅大而不當,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偏偏醫界自家人總以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只有遠來的和尚會唸經,一味奢談北歐的「不責難事故補償」烏托邦,以為從此就可以解決台灣的醫療糾紛了。其實「事故補償」是不論醫師有沒有過失(不論對錯,無關過失)下,為了保障受害人能夠迅速求償,只要一發生醫療事故就先給予受害人一筆限額的補償金。問題是在事故補償中,存在醫師可能也有過失的情況,醫師有過失怎麼可能不被責難?醫療糾紛憑什麼要全民為醫師買單?可見事故補償根本只是醫界的一廂情願而已。而隱藏中的最大問題是,事故補償的責任基礎正是消保法的無關過失責任no fault liability(一般翻譯成無過失責任),一下子又把醫界奮鬥半天,好不容易修訂醫療法82條第2(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把醫療行為明文排除在消保法的無關過失責任適用外後,如今事故補償舊事重提又要重啟戰端,要再由醫師自願承擔所謂的「無過失責任」,豈不有開醫療法倒車之嫌?

事故補償,風險救濟,過失賠償

官大學問大年老萬事通,醫師學而優則管尚可,醫而優則法則萬萬不行。鴨嘴大夫苦讀四年政大法律所,五年政大保險所,才悟出博士論文中的十二真言精髓:「事故補償,風險救濟,過失賠償」的法理原則,主要在於可以做為醫、法、保、民四者都能共同使用的語言,用來互相溝通,放諸四海而皆準。鴨嘴大夫用心良苦,到處奔走宣揚,為文推銷,可嘆至今仍不得官產學各界的重視,總以為區區醫生懂什麼法律?不過是痴人作夢罷了,有權人士即使提不出有法理根據的見解駁斥,又偏偏恣意妄為,任意創新名詞,顛覆法理,甚而有些天才型的醫師,沒有唸過法律,以為在網路上搜索翻譯幾篇醫事法學文獻,憑他的舌燦蓮花就可以無師自通,令人自嘆不如。麻煩的是這些不學無術的天才,在許多法學基礎觀念上難免有所不足及誤解,偏偏又愛以老賣老亂說一氣,加上本身位高權重,說服力又強,反而因此誤導有權立委及衛生署官員甚鉅。其實保險法講求責任基礎,事故補償的責任基礎那裡是不責難no blame?不責難是責任結果而非責任基礎,何況不責難那裡是責任基礎的法律用語?

補償目的在於保障被害人,非在不責難醫師

「事故補償」的責任基礎是無關過失責任liability regardless of fault,「風險救濟」的責任基礎是無過失責任liasbility without fault,「過失賠償」的責任基礎則是過失責任。而事故補償的目的主要是為保障被害人,及時先得到補償,避免訴訟勞費曠日費時,本就與醫師過失與否無關,根本扯不上責不責難醫師的問題,何況醫療事故當中當然也有可能是醫師過失所致(哈佛研究報告占27.6%,衛生署統計占17~22%)。補償結果,原仍保有可責難醫師的訴訟權利,若要被害人不責難,就必須要先充分滿足被害人的所受損失及所失利益,而且要不要責難操之在民,談何容易?顯然事故補償要做到被害人不責難加害人的境界,就必須:1.補償金額夠高 2.社會安全制度完善,有長期救濟系統支持(社會福利國家)3.社會風氣善良,尊重醫師專業,不能有仇醫情結。4.醫師醫療行為不能是商業行為。目前「醫療糾紛處理與事故補償法」中的事故補償金額設定為200~400萬,杯水車薪,光第一關就無法過關,又要期待高訴訟文化薰陶下的台灣民眾不責難涉案醫師,簡直是痴人作夢。

錯誤報告系統反成醫師犯罪的自白證據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在公聽會,出席代表施肇榮理事提供之書面意見亦言:「事故補償需要兩個重要條件:(1)不喜歡訴訟的文化,以及(2)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比如:因為插管失敗變成植物人的案例,在北歐原本就有長照的社會福利照顧,這時就不需要再發給家屬三千萬補償金了。」。

可見,除非補償金額能完全滿足被害人的需求,民眾被害人當然仍保有憲法保障的訴訟權,事故補償下附帶要求醫師誠實申報錯誤事實的「除錯機制」當然無法實施,否則到時「錯誤報告系統」反而成了醫師犯罪的自白證據。鴨嘴大夫也認同:北歐採「不責難的補償基金制度」,北歐學者都強調,病人要的是醫師道歉、補償及事故不再發生,但北歐制度能夠成功,原因在於人民互助,而且在「不責難」前提下,讓醫師和病人雙方都樂於探究事故成因;除了獨立醫療補償調查委員會之外,醫師組織也致力減少疏失,才可能建立「不責難錯誤報告系統」的除錯機制,但在台灣國情民俗迴異,會不會南橘北枳?值得深思。

反之,「風險救濟」的不責難不同於「事故補償」的不責難,正宗的不責難應該是指醫療風險救濟方面,因為醫療風險本身就是一種「可容許的危險」,如羊水栓塞症等的醫療意外風險絕對不是醫師的過失醫療行為所致,當然根本就不能責難醫師,也無從責難起,所以只有醫療風險受害救濟才是真正的不責難制度,風險本身更無過失防阻或除錯功能的必要。問題是今日大家都一味盲從追求北歐的「不責難的事故補償制度」,唾手可得的「不責難風險救濟制度」反而棄之不顧,無視於高醫療風險的六大皆空的生態危機,早已是病入膏肓岌岌可危,仍在奢談北歐的不責難事故補償烏托邦,捨近求遠,實在令人扼腕。

不責難風險救濟制度,水到渠成

「風險救濟」法理下,因為是醫療風險所致的醫療事故,醫師並無過失,因而受害人也求償無門,所以才要政府出面籌募救濟基金,但醫師必須不必出錢,不必負擔基金財務,才能真正表彰醫師的清白無過失。今日台灣醫界的最大問題就是,所有的醫療風險都要由醫師自己負責,尤其醫師最難接受的也是這種明明就是醫療風險意外,又不是醫師的過失所致,偏偏病家還要死纏爛打,訴諸媒體公審,花了五年十年訴訟才能還我醫師清白,卻早已身敗名裂風光不再,醫師當然是深惡痛絕避之惟恐不及,也難怪高醫療風險的六大救命科才會找不到後繼醫師來傳承。而事實上只要把占醫療事故百分之七十二以上比例的醫療風險挑出來,教育民眾瞭解醫療行為的不確定性及高風險性,並能接受其中的「醫療意外」與「醫療不幸」等醫療風險,如注射流感疫苗致死等等並不是醫師的過失所致,而且國家可以也能全權承擔受害人的急難救助責任,日後並與國家的社會安全制度接軌,醫病關係才能融洽,不致爾虞我詐,紛爭不絕。

若因此六大救命科醫師都不必再為醫療風險負責,加上根據衛生署統計,國內近十年來的醫療糾紛僅有百分之十七的醫事人員被鑑定出醫療疏失,所以去除了醫療風險的比率,救命科與其他五官科都一樣,最高也只有百分之廿八以下(哈佛統計)的醫療過失的相同機率,即使醫師必須承擔起「過失賠償」責任,亦責無旁貸無話可說。反過來說,明明不是醫師的過失,又要高風險科醫師自身承擔病人的傷亡責任,尤其高風險科別擔負的都是推動國家防疫、人口等政策的重任,針對醫療風險受害者,政府不及時出面救濟,任由民眾律師磨刀霍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醫師當然要避重就輕採取防衛醫療,誰都不要往火坑裡跳。

整合成立醫療風險受害救濟基金

可見值此醫界風雨飄渺之際,六大科危急存亡之時,既然明知醫療風險本身都不是醫師的過失所致,何必又何從責難醫師?所以衛生署應該趁此時立醫療糾紛處理法時,把我國現行績效良好的藥害救濟 (內科)、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小兒科)、生產風險受害救濟(婦產科),加上新設立手術風險受害救濟(外科)、急症風險受害救濟(急診科)、麻醉風險受害救濟(麻醉科)等六科救濟制度,整合成一個「醫療風險受害救濟基金」,除了有社會福利國家社會安全制度下的救助功能外,主要還有配合國家政策推行的功效,如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是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生產風險受害救濟是配合國家的人口政策,可見社會福利國家的大有為政府,對醫療風險的受害救濟,更是責無旁貸。

所以說醫療風險受害救濟,本身才是正宗的「不責難制度」,因為醫師本來就沒過失,當然不責難醫師,甚至可說醫師本身根本「無可責難」,加上國家能提供了完整的配套救濟措施,民眾不致求助無門,更能避免醫師避重就輕的防衛醫療,因而才能全面改善醫病關係,保護醫師的行醫環境,扭轉醫療生態失衡,化危機為轉機,才是當務之急。也因此可見,目前在立法院審查的行政院版「醫療糾紛處理及事故補償法」草案,開宗明義就應改為「醫療糾紛處理及風險救濟法」,才能符合現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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